日本律师团为中国当事人无偿奔波20年最苦的是不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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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律师团，他们20年如一日帮中国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谢罪和赔偿。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律师团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字，因为根据官司内容不同，又分为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中国慰安妇诉讼律师团等。有日本人抨击这些有良知的律师“拿了中国人的好处”，也有人“劝”他们“别白费劲了，不会有结果的”，甚至他们中有的还遭到右翼分子的威胁和骚扰。那么，支撑他们伸张正义的根源是什么？《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北京、东京、名古屋等地，采访了多名日本律师团成员，尽管面对很多困难，但他们相信，有铁定的历史事实，有20年来不断帮中国受害者诉讼的经验，他们肯定不会输。“家永教科书诉讼”唤醒日本律师的良知上世纪60年代，“家永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受日本文部省之托撰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把包括日本侵华史在内的战争事实全部写进教材，希望能把历史原原本本教授给日本的下一代。然而，文部省却认为这样的教科书“不合格”，要求家永“不要把战争写得太黑暗”，并删除书稿中有关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以及慰安妇等重要部分。家永认为“审定教科书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于1965年正式起诉文部大臣，直到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做出的“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4处的审定意见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这场前后历时长达32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胜利而告终。当时，很多日本法官、律师、学者开始反思：为什么日本侵华恶行昭彰天下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日本作为加害国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该如何认知和处理？对于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丧失最基本的历史知情权是否可以置之不理？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陆续出现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追索谢罪和赔偿的日本律师，他们自费赴中国考察，收集资料，并承担中国证人赴日参加诉讼的一切费用。觉得不能袖手旁观的南典男律师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是铁定的事实，肯定不会输”。1995年，他受邀与其他律师一起创建对日损害赔偿诉讼团。该律师团最初有成员30余人，核心成员四五人。目前律师团有260余人，其中约150人直接参与过诉讼。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生化武器毒气战诉讼律师南典男、731部队和重庆大轰炸的诉讼律师一濑敬一郎以及慰安妇问题诉讼律师大森典子都是律师诉讼团成立初期的成员，也是现在的领军人物。这3位律师分属东京的3家律师事务所，“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是他们共同的副业，离婚诉讼、遗产纠纷、交通事故、债务纠纷等案子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当记者问他们“如何在主业和副业之间掌握平衡”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惊人一致：“至今没找到平衡点。”南典男告诉记者，他从业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在“养”这项“副业”，每年至少到中国四五次，每次停留时间不等，这期间的交通、食宿费用都是自理。除此之外，招待中国证人赴日、雇翻译以及培养日本年轻律师的费用也都要他来承担。南典男说，他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和日本打官司的钱至少可以在日本买两三幢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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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港区两幢高层法律大楼中间，有一个不照着门牌号找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小门，旁边立着一块小牌子，这里就是一濑敬一郎律师工作的事务所。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其余空间堆满贴着标签的各种书籍、文件以及一箱箱的诉讼材料。自1995年开始参与律师团工作以来，一濑把所有材料都分类保存。一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比起金钱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精力，因为如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事务所的工作上，就意味着会有更多收入，反之不仅没有收入，还要贴进去很多钱。为节省开支，他现在就挤在事务所的顶层居住。除忍受生活上的拮据，还要面对周围人的质疑和不理解。一濑并没有对记者说太多其他困难，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他的家人，更没有说起他们的态度。“揭开受害者伤疤，不能又把他扔在一旁”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律师诉讼团初创时期的成员中除已经过世的外，其他人大都还活跃在第一线。但此后加入的律师则有进有出，流动较大。经人介绍，记者联系到一名现在在爱知县某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他曾参与过日本律师团的工作。这名律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已经远离这项工作很久了，退出就是退出，不便接受采访。”至于退出原因，该律师也不愿多讲。南典男说，早期参与案件的律师多是出于使命感和责任感，从零开始自发地调查取证，提起诉讼，然后败诉，再调查，再起诉。可以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多年来已经和中国当事人成为家人和朋友，更不可能对他们的遭遇坐视不理。南典男强调，很多受害者更倾向于把痛苦的经历尘封在心底，不愿对别人提起，但正是出于对日本律师团的信任，他们才愿意撕开伤疤，重新回忆惨痛的过去，口述历史，“揭开别人伤疤，又把别人扔在一旁，我做不到”。南典男还说，“日本律师团还吸引了很多其他有识律师加入，如果初创成员甩手不干了，对这些成员也不负责任。”从年龄层次来看，日本律师团成员中60岁及以上的约占七成，40岁至60岁的约占两成，40岁以下的占一成。律师团整体年龄偏大，后继无人是个严峻问题。此外，过去律师的收入很高，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律师数量激增，年轻律师很难接到案件，有的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参与律师团的义务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难。平顶山惨案诉讼律师山田胜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律师团确实面临成员高龄化等问题，需要新生力量加入，但他不会试图说服年轻律师，因为这无论是对律师个人还是对律师团来说都不负责任。通常他会自掏腰包邀请年轻律师陪自己赴中国实地考察一次，让他们亲自见见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亲身体验一番律师团的工作后再做决定。今年30多岁的山本雄一朗和菅本麻衣子就是这样被“吸引”加入律师团的，作为该团队中的新鲜血液，目前主要协助其他律师的工作。山本律师说，他第一次见到战争受害者时很受震撼，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伤痛，却从未得到过日方一句道歉。山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使命帮助这些中国人讨回公道。菅本律师的母亲强烈反对她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中国人诉讼日本的事情上，说她是“不务正业”，应抓紧时间找个对象结婚。2012年至2013年是菅本生活最艰难的一年，那时她所在的事务所刚倒闭，还没找到新工作，手头也没有多少积蓄。菅本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时全靠律师团的资助才渡过难关，前辈们少收或者减免我去中国考察的费用，给我介绍案件和工作，借钱给我，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他们打不赢官司，我会帮他们继续打”。即使有日本右翼分子干扰也没放弃日本律师团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却稍显尴尬，有时被扣上“左翼律师”的帽子，有时还要遭到右翼分子攻击。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有的右翼分子给律师团成员发了几百页的骚扰传真，辱骂这些有良知的律师是“国贼”。还有的打骚扰电话或发恐怖邮件，企图阻止律师团的活动。甚至有日本人还在网上骂这些律师是“中国人的狗腿”。采访中，大森典子还有些无奈地说，除特别熟的人，她从没主动跟别人说起过帮中国人告日本政府这件事，“说了别人也不能理解，有的还想劝我放弃。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会感到孤独”。她平时会组织当地居民一起讨论慰安妇问题，有时还会举办一些图片展，放一些电影。现在很多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罪行不知情，也不关心，大森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起码先让普通日本人知道这些历史真相。大森说，不会掩饰自己是日本律师团成员这件事，从网上能查到她参与律师团的信息，她只想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中国人支持值得信赖的日本律师据了解，与早期邀请中国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赴日出庭时，交通费、食宿费、翻译费等一切费用都由日方律师负担相比，现在更多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负担这些费用。近几年去日本的中国人多了，有时难免会产生需要日方律师打理的环节，这时许多中国人就会想到这些不求回报、倾尽所有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律师团，主动找上门去，委托他们代理其在日本的法律事务。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日本律师“值得信赖”。此外，关注战争赔偿问题的中国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会自发地在中国国内帮助日方律师联系当事人、实地调查取证、收集整理资料。南典男说：“中国人民已成为我们强有力的后盾，尽管诉讼道路荆棘密布，但我们从没想过放弃。有过去这20年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赢!”</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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