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日文章，原题：去东部吧，年轻人：中国需要解放其劳动力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的遗留产物。这一制度已逐步放松。但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该制度仍然会带来很多困难，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随着人口增长急剧放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将劳动力输送到集中在沿海和沿江大城市的科技、高端服务和出口导向型产业上。

2019年中国的农村人口数量仍然庞大，超过5.5亿人，比起几年前，这些人口的年龄大了很多，生活明显改善了。城市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仍然远高于农村居民，但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缩小，部分归因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的扶贫工作。再加上农村居民享有宅基地权利，而城市住房租金昂贵且在城里获得教育和社保的渠道有限，因此城市生活（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

有鉴于此，城市化进程也在放缓就不足为奇了：2019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只增长了1.9%，是2010年增速的一半，为1990年以来最慢的增速。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早期迹象已经出现：自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规模在2013年达到顶峰以来，城镇就业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12年的1.1稳步上升至1.4。

中国的决策者很清楚这种危险，但对于放开大城市的人口自由流动仍持谨慎态度，原因是担心这将带来财政负担并引发城市居民的不满。

许多大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自行调整落户政策。如果这些户籍渐进性改革能转化为中国一线城市之间真正的人才争夺战，则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上海尽管是全国平均工资最高的城市之一，但过去5年，上海人口几乎没有增长。邻近的杭州落户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该市人口在2014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17%。杭州的增长速度更快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这同样适用于今后几年的中国。（作者内森尼尔·塔普林）